“我很著急🧑🏿,‘帽子’問題誤導了年輕人,‘帽子’文化不扭轉,將帶壞一代人的學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袁亞湘告訴《中國科學報》。
當前🏄♀️,很多高校教師、科研工作者為了“帽子”焦慮不已——沒“帽子”的要爭“帽子”,有了“小帽子”還要爭取“大帽子”,35歲🔝、45歲、50歲之前分別要爭取不同的“帽子”🌠。2024年,高校“破五唯”🙎🏿、科技人才評價“破四唯”分別進入第六年👩🔬📖、第七年🆓,在高教界、科研界的議論聲中,“帽子”問題到了一個臨界點。
為了爭“帽子”去做學問
“xx學者”“泰山學者”“芙蓉學者”……據統計,科教界有關“帽子”稱號多達上百種🚳。相較“破四唯”🏋🏻♂️,“破五唯”增加了破“唯帽子”。“帽子”以論文、項目、獎項👩🏻🦼🧑🏼🦲、職稱等其他“四唯”為基礎🚶🏻➡️,是“破五唯”中最關鍵的一環。
“‘破五唯’並不是完全不要‘帽子’,而是不能‘唯帽子’”。全國政協委員⟹、南通大學教授施衛東指出🦃,要辯證地看待“帽子”問題👳🏻♂️。國家將人才視為第一資源,人才稱號體現了國家對人才的高度重視🚱🌟,而科研工作者有了人才稱號這一目標追求🍡,可以做到“不待揚鞭自奮蹄”。因此,適當規模的“帽子”人才👰🏽,有助於我國科技在國際上的比拼👃🏽。
然而🐚,近年來圍繞“帽子”展開的“人才大戰”☝🏼👩👩👧,卻造成了“帽子”問題畸形化。“帽子”人才 “贏者通吃”,在科研立項、高校排名、學位點申報等各類資源的爭取上,擁有極大的優勢。
為了應對學科評估、競爭“雙一流”建設🧟♀️,高校不惜重金挖“帽子”人才,一些“帽子”人才又以此為資本🤮,頻繁跳槽,給高校發展帶來重創。這也是近年來熱議的“孔雀東南飛”的一個重要表現。
2019年☝️,時任摩登3部部長陳寶生表示,西部高校的人才離開了,就把“帽子”留下。希望以此來扼製“孔雀東南飛”現象🍵。該規定固然限製了部分人才頻繁跳槽的行為,但“帽子”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治👨🏻🦼➡️。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胡詠梅等人發表於《北京大學摩登3評論》的一項調查顯示,普通青年教師與“帽子”人才的年平均工資差距達31萬元🕎,其中東部地區高校的差距最大,達34.5萬元。
“‘贏者通吃’‘孔雀東南飛’……無形中都在鼓勵年輕人去爭取‘帽子’,就像士兵去打仗,仗還沒打,就定下目標要‘當英雄’。”袁亞湘指出,憑學問拿“帽子”本該是一件順其自然的事,安安心心做學問獲得肯定🦶🏽,而現在為了爭“帽子”去做學問,實際上是本末倒置了🧑🏼🌾🧑🏼🏫。
有些年輕人正常的成長路徑甚至都被改變了。同濟大學摩登3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指出🤦🏼,一切向“帽子”看齊的路徑通常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走行政路線,取得行政職位🙏✍🏽;第二步是利用行政職位,充分調動資源和經費🚋。
她解釋說🧡🙇🏻♂️,爭取“帽子”往往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多數情況下需要團隊支撐,最後“帽子”落在個人頭上🍶🚶🏻♂️➡️。由此👲🏻,還會帶來重申報、輕研究👮🏻♂️,競爭大於合作,弄虛造假🧑🚒、溜須拍馬等種種問題。
“帽子”萬能邏輯不成立
“帽子”萬能的背後,“實際上是把‘帽子’變成了最簡單的量化指標,而且還是一個起決定性作用的指標。”樊秀娣解釋道,一些評價指標比較難區分高低🧎➡️,而“帽子”的區分度明顯。或者說,它的價值被不斷放大。
在學科評估、科研立項、申請博士點和碩士點等評比中,有人才稱號的高校✣、團隊在競爭中更勝一籌,是否有國家級人才、省級人才稱號更是直接決定了科研經費🙂↔️、基本待遇等的多寡🚶🏻♂️➡️。“評價簡單化🦶🏿,其實是數論文數量評價人才思維的延續🧗🏻♀️。”樊秀娣說。
那麽🧑🏼✈️,“帽子”究竟代表了什麽🚴🏼?袁亞湘指出🧖🏻♀️🌮,一些人才稱號本身只是一項基金、一個項目為了鼓勵年輕人做科研所設。為什麽拿到人才稱號,就一定要獲評正教授🫰🏻、在各種評估中占盡優勢?“二者其實並非絕對正相關🧑🦯。”他表示。
袁亞湘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時發現,“在劍橋大學🤠,有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未獲評教授。這種情況在我國幾乎不可能出現”。袁亞湘的導師是英國皇家學會院士🦵🏿,但劍橋大學並沒有因為其院士身份而給予過多的特權👉🏿,甚至工資也和非院士的教授沒什麽差別💅💆🏻♀️。
“帽子”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學者的貢獻🚳,但“至多代表的是他們曾經的學術成績,並不體現未來的科研潛力和實際成果⏸。甚至一些學術成績,都是在過去評價方式下以唯論文數量、唯頂刊等方式得到的,而論文因存在虛假問題被撤回的情況也不少。”樊秀娣指出。
“現在很多機構都熱衷發‘帽子’,這是一個不太好的傾向。一名科學家是否優秀與取不取得‘帽子’並無實際的聯系🥛,就像老舍🪸、巴金、沈從文等作家,似乎沒有獲得過任何‘帽子’,但不影響他們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袁亞湘說🏌️。
相關部門應帶頭控製發“帽子”
在采訪中📐,專家們紛紛指出,“帽子”問題的產生,是行政部門🧦、科技管理部門一邊破“唯帽子”,一邊不斷發“帽子”的結果。國家層面發“帽子”,地方競相效仿,從而導致“帽子”越發越多🍯。
因此🚵♂️,“只有行政部門👨🏽🍼、科技管理部門帶頭控製發‘帽子’®️,才能在全國範圍內起到去‘帽子’的效果📓👨🏻🔧。”袁亞湘指出。
北京理工大學副研究員劉進課題組曾對我國從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歸來的學術人才進行訪談⚱️,發現只有少數國家在學術職業初期👶🏽🏄🏼♀️,設置部分青年人才資助計劃,類似中國“帽子”的設置📮,但其功能僅限於資助學者啟動研究計劃,不具有任何榮譽和資源屬性。
樊秀娣對多國的情況進行調研後發現🍑☆,國外行政部門幾乎不參與學術評價🍉,所謂的“帽子”只是榮譽稱號🙅🏻♀️,並不與利益掛鉤,且“專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明確表示不評價人”。“科研工作者不分三六九等◀️,本質上我們尊重的是科研工作者的勞動及其成果、科研貢獻,而非一頂‘帽子’。”
從根本上說,人才不需要“帽子”,用成績說話就可以。但去“帽子”的路註定不容易。“眼下可以先邁出一小步,實事求是地給項目定名稱🕒,如2024年××項目,而不是取高大上的‘××人才’名稱🌵。其實,業內人士心知肚明,某位科研工作者某年做了某個項目,這和‘××人才’真沾不上多少邊。可以以此來達到弱化‘帽子’🥚、獎勵成果、與利益鏈脫鉤的目的。”樊秀娣建議。
施衛東則表示,在實際操作層面🦑,獎勵成果🙎🏿♂️,如科學技術獎在地市級已不被允許組織評審;獎勵一般的論文、專利🐻❄️,在高校層面也被主管部門限製🦚。
“近年來🧳,社會上設立了很多由學會、協會、基金會等創辦的‘社會力量獎’,但在政府獎項面前,除部分獎項外👬🏻☹️,總體上含金量並不算高📂,水平也參差不齊,絕大多數科研工作者盯住的還是政府獎項。”施衛東說。
但這起碼是一個好的開始🧏🏼♀️👨🦲。“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組織、行業學會和協會,是一條更加通行的路♙。在這個過程中,行政部門應及時轉變思維,首先應做到的是不要對學術予以過多的幹擾🙇🏿♂️。”袁亞湘強調🍴。
此外🌠,評估過多的背後,還有資源總量不足的問題。“給‘帽子’人才更多資源,好像顯示了對科技的重視👷🏼♂️,但普通科研工作者拿不到起碼的資源🛖,也會導致發展困難👨🏻⚖️。這就相當於打仗不顧及普通士兵的感受🦸🏽♀️🦸🏿。我希望🐐,在去‘帽子’的同時,可以適當提高普通科研工作者待遇、關心他們的難處🧑🏿🔧,還他們一個安定的科研工作環境👧🏻。”袁亞湘如是說。
(文章來源🌄🏄:《中國科學報》2024-03-06 第4版;原標題為《帶壞一代人學風!“帽子”問題,切莫一邊“破”,一邊“發”》文|記者 溫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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