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體不斷曝光的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事件使得中國學術界面臨著巨大的誠信危機，然而中國學術界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規範水平及其特征究竟如何，有待事實數據的檢驗🙍♂️。研究以中國知網（CNKI）期刊全文數據庫為數據源，采集“經濟與管理學科”（1994—2014年）的19 389篇重復發表論文為樣本，從組織層面揭示學術失範行為的分布特征🙆🏿。經濟與管理學科的重復發表有逐年上升趨勢🕵️，而且重發論文第一作者的單位類別和重發路徑、作者職稱之間具有顯著穩定的關聯性。鑒於此，提升我國學術規範整體水平的關鍵點在於在組織層面進行製度建設🏮，調整組織的行動邏輯。
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的學術不端問題開始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註，尤其是國際著名期刊Nature🙆🏿♀️🚣🏻♂️、Science等連續報道了有關中國的學術不端事件，使得中國學術界面臨著嚴重的誠信危機😙。學術誠信問題不僅關切中國學術界自身，同時也是關乎國家形象的重要戰略問題。為了提升我國的學術誠信的水平，學術規範建設成為政府和學術界的共同選擇👨🍼。黨和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政策，建立相應的監管機構🦸🏼♂️，藉此推動國內的學術規範建設，例如《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範（試行）》👱🏻、《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範指南》、《高等學校科學技術學術規範指南》等。2018年5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幹意見》，成為在學術界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總綱領💪🏿。經過十余年的努力，中國學術界的學術規範水平是否得到改善？學術失範行為具有什麽樣的整體特征和趨勢？國內外的相關文獻主要依賴於對學術不端事件的案例研究和批判性報道🫰🏼，鮮有以中國學術界大規模的事實數據展開的實證研究，尤其是專門針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則更為罕見。本研究以重復發表作為學術失範行為的最典型代表，通過期刊重復發表論文的趨勢與特征，管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規範現狀。
《關於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幹意見》
一🏋🏻♂️、國內外關於學術規範的界定
目前與學術規範/失範（norms/anomie）的相關內容散見於相關主題的研究文獻中，如學術誠信/失信（integrity/dishonesty）🧀👍、學術不端/欺詐（misconduct/fraud/cheating）、學術腐敗（corruption）、學術倫理或道德（ethics）、學風建設（atmosphere）等相關主題👩🏼🦲；並且可將“學術”（academic）換為“科學/研究”（scientific/research）進行各類組合。這些概念彼此間存在交叉，研究人員根據各自的學科屬性、語言習慣和文本語境選擇所使用的術語，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學術共同體。
在歐美學術界💇🏿♂️，學術不端（misconduct）是最為常用的概念，並被明確界定為“偽造👅、篡改🧜🏿、剽竊或其它在申請課題🧑🏻🦼🧔🏻、實施研究、報告結果中違背科學共同體慣例的行為”（fabrication, falsification, plagiarism🔥🏄🏻♂️，簡稱FFP）👴🏻🤷♀️。然而，“科學家將道德與不道德行為分開的界線🦹🏼♂️🍨，可能比現有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更為模糊”🛬，存在很大的灰色空間。因此，J. Hall等根據主觀惡意、慣犯、涉案者的資歷、涉案者是否會有不當得利這4條標準🐍，將具體繁雜的學術不端行為分為5種基本類型🛣：蓄意欺騙（premeditated dishonesty）🧔🏿♂️、歪曲學術規則（bending or gaming the rules）🎼、復雜化和模糊性行為（complexity and ambiguity）👩🦼➡️、無知和馬虎（ignorance and sloppiness）、誠實性失誤（honest mistake）。
不同的文化傳統會產生不同的誠信原則和道德規範🫶🏿，中國學術界尚處於傳統學術規則和西方學術規則對接的階段，對學術規範的理解和西方存在一定的差異🧜🏼♀️。按照國內對學術規範的典型定義，可以將學術失範視為學術活動中違背學術共同體慣例的行為，“主要是指違背學術規範所犯下的技術性過失”，類似於J. Hall所提出的分類體系中的後三種。J. Hall所提出的前兩種行為在中國一般被稱為“學術不端”。誠如曹樹基所述，“學術失範與學術不端行為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是因知識缺乏或學術不嚴謹而引起失誤；後者則是明知故犯，企圖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可見，中國學術界將是否具有主觀惡意作為區分學術失範和學術不端的分界點。因此，西方學術界中的misconduct包含了中國學術界的學術不端和學術失範👮。然而，主觀惡意的界定困難重重，這是中國學術界在本議題缺乏實證研究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國學術界特別關註對學術腐敗的批判。“學術腐敗主要指學者或他人憑借權力為自己謀求學術利益及其他利益”🐏，學術腐敗和學術不端、學術失範的核心區別在於權力是否介入。“在目前國內的‘官本位’的社會中👥🦹🏻♀️，各種利益的分配都和行政權力聯系在一起🤸♀️，學術也不例外……資源配給的壟斷，必然造成權力尋租的機會”。權力尋租是學術腐敗產生的必要前提。
從廣義來說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均屬於學術失範的極端類型♑️。因為，從行為背後的倫理原則來看，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都違背了學術誠信這一基本的學術道德。在狹義上，學術失範可以被界定為違反學術規範所犯下的技術性過失。即便對學術失範作狹義的理解，學術失範的行為表現仍然非常龐雜🌬，涉及選題👨🏻⚕️、資料收集、資料分析👩🏿🦲、學術寫作🧑🏼💻、發表與出版🕺🏽、評審和評價等學術活動的各個環節。學術失範的上述特點為這一問題深入研究尤其是實證研究的開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葉繼元等編著《學術規範通論》
二、重復發表與學術規範
重復發表（duplicate publication）從字面理解就是一稿多發🙆♂️。在西方學術界🍃，重復發表、一稿多投（simultaneous submission）、抄襲（plagiarism）被視為現代學術出版的“三宗罪”🤙🏒，是最為典型的學術不端行為之一👩🏻🍼，違反了學術界的出版規範。重復發表的直接受害者是學術期刊，它不僅違反期刊版權協議🪂🐁，增加期刊編輯和審稿人的無效勞動，浪費出版資源，同時也會破壞期刊的聲譽和權威性。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早在1969年就發布了英格爾芬格規則（ingelfinger rule），聲明不接收一稿多投的手稿👂🏼。期刊編輯們非常關註重復發表問題，不斷發表大量的編輯手記（Editorial）呼籲拒絕重復發表，也采取嚴厲措施對重復發表行為以示懲罰，典型方式如刊發撤稿聲明、將作者拉入禁發黑名單等。隨著辦公自動化和數據庫技術引入到日常的編輯工作，不少期刊開始采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用於檢測投稿論文是否存在抄襲🌆、剽竊或一稿多投的情況。
國內學術界一般認為一稿多投是導致重復發表的主要原因，因此，多用一稿多投代指重復發表。但是，兩者具有實質性的差別🏌️♀️。一稿多投是一種行為動作，重復發表是一種行為結果🤦🏽。兩者並不是對等關系，也就是說一稿多投並不一定導致重復發表🙅🏿，重復發表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一稿多投導致的。
在我國的出版體製下，一稿多投和重復發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期刊主要實行“三審製”，進入21世紀後學術期刊在“學術與國際接軌”的大潮下逐步建立了同行評議的審稿製度。長期的“三審製”使得期刊編輯相對於普通投稿人來說處於強勢地位，有效溝通的缺乏使得編輯工作對於廣大作者來說處於一種“暗箱”狀態💨，缺乏透明度🧑🏽🎨。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三十三條明文規定：“著作權人向報社🧙🏿、雜誌社投稿的，自稿件發出之日起十五日內未收到報社通知決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發出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收到雜誌社通知決定刊登的，可以將同一作品向其他報社🤷🏻♀️、雜誌社投稿✉️。雙方另有約定的除外。”但是，大量的“編輯部門也往往采用免責聲明推卸編審結果公開或告知的責任”。因此，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相對編輯來說處於劣勢地位的作者的一稿多投行為是一種無奈之舉。盡管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有學者旗幟鮮明地指出“必須堅持杜絕一稿多投和抄襲現象”📪。然而🏄，有不少學者認為一稿多投🪨、重復發表在我國的出版體製下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有鼓勵報刊競爭、加速信息傳播👼🏼🔟、推動出版事業改革、發現人才等“十大好處”。
雖然學術界對重復發表的認識有一定爭議💆🏿🌷，但是隨著中西方學術交流的不斷加強↗️、中國學術界國際化水平的提升👩🏿🏫，目前學術界的主流意見認為惡意的一稿多投和重復發表屬於學術不端行為。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文件均將重復發表認定為學術不端行為👧。如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公布的《科技工作者科學道德規範（試行）》第二十一條將“發表成果時一稿多投”認定為學術不端行為👩🏼🔬。鑒於此，本研究認為用重復發表作為“學術失範”行為的典型代表行為最為合適，可以通過重復發表的特征和變化趨勢，管窺中國學術界學術規範水平的發展👩🏻🎨。
重復發表究竟有多麽普遍🧑🏿💻？這一問題的答案需要客觀數據的支撐。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手工方式對某一學科領域內期刊論文的重復發表情況進行統計和分析，研究對象也主要集中在醫學領域📇。如S. Blancett等對護理學🦼👆🏻、E. L. Rosenthal等對耳鼻喉學🙆🏻♂️、E. von Elm等對麻醉和鎮痛領域、祁興順（Xingshun Qi）等對布加綜合症（Buddha-Chiari Syndrome）📢，研究結果顯示各學科期刊論文的重復率不同🥠，護理學的重復發表率最高（28.2%）。隨著信息檢索技術的進步和數據庫開放程度的提高，為大樣本的重復發表研究提供了基礎。M. Errami利用Medline數據的62 000條文獻記錄，研究發現重復發表占1.35%🌂🕵🏽♀️；V. Lariviere使用Web of Science數據庫1980—2007年間的18 647 254條文獻記錄💆🏽♂️，發現4 918篇論文重復發表9 836次🤾🏻，重復發表率為0.05%。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重復發表的案例在國內學術界也時常曝光🛵📈。如2009年，著名經濟學期刊《經濟學（季刊）》通報了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商學院陳立中的重復發表行為，2011年《國際金融研究》通報了安徽大學經濟學院王三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王永忠的重復發表行為。2017年，科技部對《腫瘤生物學》集中撤稿事件調查處理中發現，107篇撤稿論文中有2篇論文是重復發表👎🏼。
在實證研究方面🧖🏿，張菊等采用人工對比方法對2005年5種腫瘤學核心期刊中重復發表論文的研究發現，1 408篇研究論文中有169篇為“臘腸切片”稿件（將一篇論文拆分為數篇論文發表），占14.8%。劉宇等研究發現，圖書情報學領域重復發表論文在2001—2009年間呈現出下降趨勢。雖然近些年重復發表的實證研究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是不足也比較明顯👏🏽。張菊等研究以5種核心期刊論文作為樣本，不足以挖掘、展現腫瘤學整個學科的重復發表情況🧔🏼♂️。劉宇等的研究雖然文獻量足夠大，但是在學科選擇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圖書情報學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中不屬於主流學科🧑🔧，因此不具有學科典型性，無法達到管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界重復發表現狀之目的😅。
為了彌補現有實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經濟與管理學科群為對象展開重復發表的實證研究🦧，這主要源於經濟管理學科的學科性質和影響力👵🏽。雖然中國古代也有“貨殖”學說🖕🏽，但是經濟與管理學科主要是西學東漸的產物，相比文史哲學科而言受到中國學術傳統的影響相對較小🤵🏿😍。經濟管理學科在改革開放之後發展最為迅速👩👩👧👦，國際化水平在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中遙遙領先🚴🏽♂️；而且，經濟管理學科的知識生產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下🪲，對社會發展更是產生了巨大的直接影響。這些特征使得經濟管理學科可以作為典型代表，反映中國學術界在交流互動的過程中逐步接受西方學術規則的過程，凸顯我國學術規範的變化趨勢🤽🏽。
三💂🏻👕、重復發表的趨勢與組織特征
出於數據庫覆蓋面的考慮，本研究以中國知網（CNKI）期刊全文數據庫為數據源👩🏽⚖️，選擇學科領域為“經濟與管理科學”😧，時間範圍限製在199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CNKI建庫數據起始於1994年，後有回溯）。用Python語言編寫的小程序，從網頁自動抓取“經濟與管理科學”類目下期刊論文目次數據。提取題名相同且作者相同的文獻記錄作為研究樣本，剔除會議報道👈🏻🕵🏻、連載🔭、文摘等記錄🏇🏼。為了保證研究樣本的學術性，我們以2014年12月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布的“第一批認定的學術期刊名單”為標準進行篩選🎶，剔除所有不在該名單中的期刊論文記錄⚓️。最終得到8 583篇首發論文，累計發表19 389次。
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所采用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方法無法揭示出蓄意重復發表行為（covert duplicate publication，即作者有意改變論文題目產生的重復發表）🤍。蓄意重復發表需要進行文本內容比對才能確定，CNKI數據庫對批量的全文下載有嚴格的控製；此外🛸，文本內容的計算機比對仍然需要人工審核確認才能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工作量巨大。由於這些條件的限製，本研究只能采用目前的數據收集方法獲取研究樣本。因此，本研究雖然不能全面揭示出經濟與管理學科所有的重復發表現象，但是足可以揭示出典型重復發表的特征。
圖1顯示𓀊👪，從20年間的發展趨勢來看👷🏽，經濟與管理學科的重復發表論文數量呈現出穩步的波動上升趨勢🙋🏼♂️，重發論文的線性擬合優度
為0.804 9🧑🏻。這一特征與國內圖書情報學界在2001—2009年間重復發表論文逐步下降的趨勢相反。雖然經濟與管理學科的國際化水平走在國內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前沿，但是其學術規範水平並沒有隨著國際化水平的發展而加強🧀。產生這一特征的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學科規模🪩，經濟管理學科的學科規模遠遠大於圖書情報學科👨🏿🔧，因此一些蓄意重復發表者預估學術失範行為的曝光概率較低；二是學科所涉及的經濟利益因素起了關鍵作用。Ioannidis的研究指出🧖🏼♂️，像生物醫學這類和商業利益擁有巨大關聯的學科更容易產生學術不端行為👬🏼。相比圖書情報學🤚🏻，經濟與管理學科與經濟利益的結合程度更為緊密，利益規模也遠非圖書情報學可以比擬📉，這為學術失範行為提供更為巨大的外部誘因。
圖1 經管與管理學科在1994—2014年重復發表論文的時間分布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重發論文的數量在2011年達到最高峰（840篇）之後開始出現回落態勢，但是這一現象並未改變重復發表數量分布的整體擬合趨勢⏸。這一回落現象究竟是短時段的自然波動🫑，還是緣於學界和社會的共同努力使得學術規範的水平得到明顯改善而產生的趨勢扭轉，有待更多數據的進一步驗證。
本文的觀測單位是重復發表的期刊論文（8 583篇期刊論文👩🦽➡️，累計發表19 389次），平均每篇論文發表2.26次🧑🏽🚀。圖2顯示了經濟與管理學科在1994—2014年間重復發表論文的發表次數分布符合冪律分布特征（擬合優度為0.962 6）。數據顯示，絕大多數重復發表論文的發表次數為2次（占重復發表論文的84.5%）📱🤚🏻，這一特征與Davis的研究發現相一致。說明大部分經濟管理學科的重復發表作者在發表行為的選擇上呈現出自我節製的特征➖，對重復發表行為屬於學術失範行為的性質具有比較普遍的共識🤌🏻，對其可能產生有損於學術聲譽的負面效應也具有一定的意識❕。但是👩🏼，發表2次以上的論文所占比例大於國內的圖書情報學（5.9%）📫。這可能也源於經濟與管理學科的學科規模遠遠大於圖書情報學，因此一些蓄意重復發表者預估學術失範行為的曝光概率較低所致。
圖2 經管與管理學科在1994—2014年重復發表論文發表次數分布
單位製和項目製是目前我國學術研究最基本的運作機製。在單位製學術的體製下🙍♂️，“相對於統一性的國家體系來說，單位作為一個小國家或微型國家🧑🦽，對其利益的過度保護和對其內部信息的過度封鎖，實際上是把國家分裂成一個個細胞結構”。每一個單位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王國，尤其是在科研經費項目製普遍實行的情況下，學術單位和學者個體的利益捆綁關系更為緊密💁🏿♂️。每個高校作為一個獨立的擁有自身組織利益的單位，具有內在的驅動力向國家爭取更多的資源💁🏽♂️。高校作為單位組織會提供激勵措施刺激附屬的學者提高自身的工作績效，從而使組織績效得到提升。雖然2016年摩登3部發布的《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辦法》第五條規定🤷🏿♂️：“高等學校是學術不端行為預防與處理的主體。”第十四條規定：“高等學校對媒體公開報道、其他學術機構或社會組織主動披露的涉及本校人員的學術不端行為🤦🏻♀️👩🎨，應當依據職權👨🏻🚀，主動進行調查處理。”然而，對於在公共媒體上不斷曝光的學術不端事件，高校卻表現出明顯的集體性沉默🐨。例如，“在我國撤銷論文的聲明上，幾乎看不到高校的影子”。在面對附屬學者追求績效的灰色行為時，在國家監管乏力的情況下🤞🪄，單位更可能出於利益和聲譽的考量對下屬學者積極追求績效的灰色行為采取包庇政策👫，以達到提升組織績效、“家醜不可外揚”的效果🧑🏻🦽➡️。
根據現有的科研評價體製的導向和學者的理性選擇，在一稿多投的情況下，一篇論文首先被普通期刊錄用再被核心期刊錄用時🧑🏿🏫，作者受到學術評價機製的外部激勵最易產生重復發表。一篇先後發表在不同期刊上的論文，會因為期刊等級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發表路徑♍️。本研究依據重復發表論文期刊是否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收錄為依據將重復發表論文的期刊等級分為核心期刊與普通期刊兩類，按照差異最大化原則將論文重復發表的期刊等級路徑分為4種基本類型，即在普通期刊首發的論文在其他普通期刊再次發表、在普通期刊首發的論文在核心期刊再次發表、在核心期刊首發的論文在普通期刊再次發表🏊🏼、在核心期刊首發的論文在其他核心期刊再次發表。不同的發表路徑可以為學術行動者提供不同的學術績效激勵🧑🦼。對10 806篇重發論文的第一作者的單位類別和重復路徑進行交叉表分析卡方檢驗，數據顯示重發論文的單位類別和重發路徑之間呈現出顯著的關聯性（皮爾遜卡方值為440.952🥊，p<0.05）。
圖3顯示了不同單位類別中不同重發路徑的重復發表比例，有兩個重要特征值得註意：1. 重發路徑為“在普通期刊首發的論文在核心期刊再次發表”的重復發表論文在不同類型高校之間沒有顯著差異😝，這表明不同性質的高校組織在績效追求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也表明不同性質的高校在學術失範的道德監管上可能並沒有本質性的差異♦️。2. 不同性質的高校在“在普通期刊首發的論文在其他普通期刊再次發表”㊗️、“在核心期刊首發的論文在其他核心期刊再次發表”這兩種重發路徑上表現出了顯著的相反趨勢♾，學術地位越高的高校越多地產生“在核心期刊首發的論文在其他核心期刊再次發表”的重復發表🍁，學術地位越低的高校越多地產生“在普通期刊首發的論文在其他普通期刊再次發表”的重復發表🏨。這兩種重發路徑的性質差異體現出組織性質對重復發表行為的顯著影響🏄🏼：“在核心期刊首發的論文在其他核心期刊再次發表”的重復發表比“在普通期刊首發的論文在其他普通期刊再次發表”的重復發表更有可能成為被學術評價體製認可的科研績效；同時，“在核心期刊首發的論文在其他核心期刊再次發表”的重復發表也可視為學術表達權和學術話語權的重復強化，表現出了明顯的學術承認系統的馬太效應。
單位製學術不僅為學者個體提供了事業發展的平臺和激勵空間，同時也強有力地約束著單位成員的個人行為。在中國高校的學術環境下，職稱是單位控製個體學者最為直接的有效手段，被譽為學者頭上的“緊箍咒”。職稱是一個學者在工作單位中最重要的身份地位標誌，職稱等級事關職務晉升、福利待遇、業界聲望。此外，職稱也意味著研究人員在所屬學科共同體中的學術地位👆🏽。同時，由於我國職稱的晉升具有一定的年限標準，職稱還可以體現研究人員在學術界的耕耘時間的長短、對學術規則的熟悉程度，職稱等級高的學者往往享有更高的知名度和學術聲譽🙍🏻♀️，理應“愛惜自己的羽毛”，更為嚴格地踐行學術倫理🧑🏼🔧。如前所述，單位具有提供外部激勵促使學者提高個體績效的傾向；學術共同體則要求學者按照學科規則行事。因此，職稱體現了單位績效邏輯和學科學術邏輯兩種不同的內在驅動力在個體行為上的交互作用。不同組織中不同職稱學者重復發表的分布差異💅，可以體現組織績效原則和學術倫理原則對學者個體行為的作用🩸。本研究根據《各專業職稱等級對照表》劃分作者職稱等級，即正高、副高🙆🏿♂️、中級、初級🟰；不在對照表中的頭銜和沒有明確職稱信息的作者歸為“其他”類🖐🏼。對10 806篇重發論文的第一作者的單位類別和職稱等級特征進行交叉表分析卡方檢驗，數據顯示重發論文的單位類別和職稱級別之間呈現出顯著的相關性（皮爾遜卡方值為640.488，p<0.05）。
圖4顯示了不同單位類別中不同職稱的重復發表比例，有三個重要特征值得註意🕴🏻：1. 在985高校中👟，職稱越高、重復發表的占比越高💃🏿🦞，其中正高的重復發表比例顯著高於中級和初級，副高的重復發表比率顯著高於初級；2. 在211高校中🛏，職稱越高🐥、重復發表的占比越低，其中正高的重復發表論文的占比顯著低於中級和初級🛝；3. 在普通高校中👨👨👧，其特征和211高校類似🤹🏼♀️，職稱越高、重復發表的占比越低🧙🏼♂️，其中正高的重復發表占比顯著低於其他職稱的人員。
圖4 不同單位類別中不同職稱的重復發表比例
重復發表一方面可以提高工作績效，同時也會對自身的學術聲譽產生負面影響。圖4的數據表明🧚♀️🐍，在非985高校中職稱越低的人員越容易產生重復發表行為🏫，工作績效邏輯強有力地支配著學者的發表行為，學者為了職稱職位晉升采取不當手段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正高職稱的人員一般已經享有一定的學術聲譽，重復發表對學術聲譽的負面效應會抑製績效邏輯的短視行為。這一研究結論與王菊香的調查研究結果相一致，即一部分研究人員為了職稱晉升而產生重復發表行為，以增加自己的發表記錄，具有晉升職稱壓力的研究人員更可能因為短期利益產生重復發表行為🏄🏿。這樣的特征同時說明，非985高校對所屬人員的學術失範行為監管力度較弱。
在985高校中💷，不同職稱等級作者的重復發表占比特征和非985高校表現出了截然相反的特征👩🏼🦳，職稱級別越高則重復發表率反而越高。這一結果與J. K. Tijdink等研究發現學術不端行為在高學術地位的生物醫學科學家中更為普遍的結果相吻合🙇🏿。產生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於985高校采取更為嚴格的學術標準，研究人員的學術失範行為會影響自身的職業晉升和前景🧘🏼，學術邏輯會有效地抑製績效邏輯。但是，研究人員一旦甩開了職稱的“緊箍咒”👱🏼♀️，由於985高校的特殊學術地位🧑🏻🦽🦓，使其自身處在學術生態的食物鏈頂端👵☂️，甚至成為學術規則的製定者🍮。此時🪸，績效邏輯又會居於主導地位，誘發個人為了爭取更大的利益而產生學術失範行為👲🏼；組織作為失範行為的受益者🩵，可能會漠視內部精英的失範行為🏤，甚至對其進行包庇。
四、結語
學術規範和學術誠信是中國學術界的戰略性問題，公共媒體上不斷湧現的學術不端事件使得中國學術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誠信危機。然而🦵🏽，目前的研究文獻主要集中在定性批判、政策建議和案例分析，雖有一些學者以撤稿論文為對象進行量化研究，但是分析樣本大都集中於自然科學。本研究以中國經濟與管理學科的重復發表論文為對象，研究發現重復發表現象具有明顯的增長趨勢，這一特征印證了社會公眾對中國學術界誠信水平的擔憂的合理性🐩。此外🎊，本研究從組織角度考察重復發表的分布特征🛃，研究發現單位類別與重發路徑🫅🏼、職稱等級之間具有顯著穩定的內在關聯性。在單位製學術體製之下💆🏼🚣🏻♂️，中國的學術組織具有追求績效的內在驅動力，會誘發學者個體的學術失範行為。各高校在追求組織績效時，精英型高校並沒有明顯的因為學術地位的差異對學術規範提出更高的要求，反而可能是利用自身的學術優勢地位🩺🌿，默許了組織下屬人員的績效追求的不當行為，表現出了組織的黑暗面特征。Publish or Perish的學術生存原則在組織層面會演變成對組織機構學術績效評估的規則——Impact or Perish🚴🏼。為了提高組織科研績效、向國家爭取更多的資源和利益的動機👩🎤，足以促使組織與個人在學術失範行為上的合謀⚖️🤵🏿♂️。量化績效指標和行政主導的資源配置模式促使每個學術單位都具有充足的外部壓力卷入爭奪學術資源的競爭之中👨🏻🏫，形成學術界的“錦標賽體製”👨🏼✈️。這樣的生存環境中，一所高校、一個院系、一個學科會使用各種方法努力提高自己在績效排行榜上的名次，其中的一些措施必然會涉及灰色地帶。
（文章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文章第一作者🚦：劉宇）
（文字編輯：雨橋）
（網絡編輯：劉文一）
